温州刑事律师-崔波律师

刑事律师会见需完成以下事项：

刑事律师会见需完成以下事项：1、针对具体罪名的定义、标准、量刑，进行解释2、针对刑事案件在公安、检察院、法院的相关程序规定，进行告知3、发掘寻找案件从轻、减轻、无罪的事实和理由4、从专业、司法实践角度预判案件可能的结果和走向，供参考5、对当事人进行心里辅导，减轻心里压力，缓解紧张情绪6、询问当事人是否需要生活费、衣服等生活类事项，带去家属的关心和慰问7、依法带出当事人对家属想说的话 #温州律师 #温州刑事律师#律师会见我是温州崔波律师，每天都在思考，每天都有感悟，每天都在用心记录生活。来源：如有侵权，通知立即删除，联系崔律师13738778655 【版权声明】凡本网站注明"来源”或“转自”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仅供大家学习参考，若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到您的权利，烦请告知，我们将立即删除！

“异地”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诉讼秩序，管辖约定无效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过期了，可以申请执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过期了，可以申请执行？法眼帝国 2024-03-11 11:38 广东什么？申请执行生效法律文书，也可能“过期”？是的，你没看错。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问题来了，申请执行时效如何起算，什么情况下会中止、中断，超过申请执行时效会产生什么法律后果？本文以案说法，详解相关法律规定。案情简介：原告小林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将被告小黄、第三人小张诉至法院，后经法院调解达成一致，法院出具调解书，确认小林和小黄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解除，小黄退还小林购房款及利息220万元，分期支付，最后一期于2016年12月31日之前付清。由于小黄未履行还款义务，小林于2020年11月16日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小黄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小林提出的执行申请已经超过了二年的执行时效期间，请求法院不予执行小林申请的执行案件。异议审查过程中，为证明存在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情形，小林提交了小张出具的还款计划、小张工商银行存折、其与小张的微信聊天截图等。小黄对小林提交的上述证据表示不知情，认为小林从未向其本人主张过债权。法院审理：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为2016年12月31日，小林向法院申请执行的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已经超出了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小林为证明本案存在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情形，向法院提交了第三人小张出具的还款计划以及其与小张的微信截图等证据。但小黄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表示小林从未向其本人主张过债权，小张亦从未向其转达过小林要求其履行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法院认为，本案执行依据确立的债权人为小林，债务人为小黄。小林向第三人小张主张债权、小张同意代小黄还款的情形，均不属于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故小黄提出的异议，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裁定不予执行小林申请的执行案件。裁定作出后，小林不服，向中级法院提出复议申请。中级法院经审查裁定驳回小林提出的复议申请，维持一审执行裁定。法官说法 1.申请执行时效的期限及起算许多人对诉讼时效的概念较为熟悉，却不清楚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申请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的功能类似，即让怠于行使权利的权利人在某种程度上丧失请求利益，促使其及时行使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案例中，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为2016年12月31日，小林在将近四年后才向法院申请执行，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小林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法院最终裁定对其申请执行案件不予执行。除了解申请执行时效的期限外，也应了解申请执行时效是如何起算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生效法律文书规定债务人负有不作为义务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从债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之日起计算。上述案例中，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小黄具有分期履行的义务，申请执行的期间即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2.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申请执行时效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如果存在法定情形，可能会发生中止、中断。申请执行时效中止是时效的“暂停”，申请执行时效待中止时效原因消除后继续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四条，“其他障碍”一般指：（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2）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3）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4）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如发生法定事由，申请执行时效会中断，中断后时效重新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为主张权利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死亡、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临时禁令等诉前措施、提起代位权诉讼、转让债权、在另案中主张抵销等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与申请执行具有同等的中断申请执行时效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在上述案例中，小林认为其向第三人小张提出履行要求，且小张向小林出具了还款计划，应产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效果。但是法院经审查认为，生效法律文书确立的债权人为小林，债务人为小黄，小林向第三人小张主张债权、小张同意代小黄还款的情形，不属于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故并未认定申请执行时效中断。在实际中，下列情形可被认定为“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名、盖章、按指印或者虽未签名、盖章、按指印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 3.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如何处理如果申请执行时已经超过了二年申请执行时效，法院还会受理立案申请吗？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一条：“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未对申请执行时效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应对申请执行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裁定终结执行程序。如果被执行人认为申请执行人已经超过申请执行时效，可向法院提出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一条规定：“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被执行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义务后，又以不知道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请求执行回转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通过上述案例，法官在此提示：第一，申请执行有时效，行使权利要及时。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法律文书生效后，权利人应当及时向义务人主张权利，要求对方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对方拒绝履行的，可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保障自己的实体权利得以落实。勿因怠于行使权利，承受不予执行的不利后果。第二，权利人提出履行要求应留痕。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文已经列举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的情形以及可视为“提出履行要求”的情形，权利人在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时，切记保留提出主张的证据材料，如相关书面沟通的文书、邮寄材料的单据、短信或微信的沟通记录等，如日后发生争议，可举证证明存在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第三，被执行人如有异议可提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不主动对申请执行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如作为被执行人，认为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已经超过申请执行时效的，可通过执行异议程序提出异议，由法院进行审查认定。但需要注意的是，被执行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后，又以超过申请执行时效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执行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义务后，又以不知道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文中人物均系化名）来源 | 北京海淀法院崔波律师的联系方式：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崔波手机：13738778655 (首选联系方式)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598号新益大厦A座3、4、5层Email：cuibo2006@126.com QQ:57857600网址：http:// www.wenzhoulvshi.cn http://www.wzxbls.com崔波律师所在的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地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西首新益大厦A幢4层，新益大厦位于中国浙江温州鹿城区区中心区下吕浦商圈，是国际化甲级智能商务楼。附近地标：金城大厦云锦大厦交行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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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波律师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曾在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安迪律师事务所执业，现执业于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温州律师协会会员，温州黑龙江商会法律顾问，温州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温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人才库成员，温州刑事辩护律师网创办者，温州胜诉律师网首席律师，中国法院网特约答疑律师，资深刑辩律师，为天平法律网、中顾网特邀律师，中国律师维权网、出庭大律师网、中国大律师网、找法网、华律网、中国法院网注册会员律师、广电集团市民监督团成员等。崔律师，男，1979年出生， 200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专业，资深的、学者型的辩护律师，具有深厚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积极与国内外刑法精英人士和专家展开交流与合作。执业以来承办了大量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案要案，不求办理案件数量，只追求案件质量，不仅仅运用法律娴熟，且能够准确把握司法等机关脉搏，整体筹划案件，从有罪到无罪的成功辩护案件比例极高。业务领域主要集中在刑事辩护与代理方面，特别对贪污受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构成、分界等刑法理论及实践运用有深入研究，熟悉贪污受贿、税务等经济犯罪、诈骗、毒品、盗窃、开设赌场、聚众斗殴、伤害等一审、上诉、再审刑事案件的辩护，善于处理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依托多年积累的资源和经验，根据具体案件实际情况，在取保候审、减刑假释等方面可为当事人提供帮助或提出有效建议。此外，为刑事案件被害人提供法律帮助，代为控诉犯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执业风格务实沉稳，敬业勤勉，处世诚信，仗义执言。讲求“从细微处显智慧，于平和中见力量”。崔波律师愿与每一个爱好和平，尊崇公平、正义的人一起守望中国法治的田野。业务专长：刑事辩护、商贸合同、经济诉讼与仲裁、行政诉讼等。近期代理部分刑事、行政案件：1、沈某某虚开增值税发票案。2、某诊所诉青岛卫生局行政诉讼纠纷案。3、吴某某诈骗案。4、陈某某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5、田某某盗窃案。6、平阳应孝都、应孔修等33名被告涉黑案。7、刘某某、冯某某、张某某等开设赌场罪案。8、李某、杨某、康某、刘某寻衅滋事案。9、唐某某非法行医罪再审案。10、刘某某贩卖毒品罪案。11、王某某等抢劫罪案。12、胡某某受贿罪案。崔波律师的联系方式：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崔波手机：13738778655 (首选联系方式)电话：0577-56891918 传真：0577-88319477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598号新益大厦A座3、4、5层 Email：cuibo2006@126.com QQ:57857600网址：http:// www.wenzhoulvshi.cn http://www.wzxbls.com崔波律师所在的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地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西首新益大厦A幢4层，新益大厦位于中国浙江温州鹿城区区中心区下吕浦商圈，是国际化甲级智能商务楼。附近地标：金城大厦云锦大厦交行广场公交线路：乘坐21路27路48路51路62路64路68路78路到交行广场下车步行213米乘坐15路29路32路7路到龙沈花园下车步行269米乘坐25路到交行广场(划龙桥) 下车步行322米乘坐17路到温迪锦圆下车步行362米乘坐78路到华夏银行下车步行493米乘坐以上公交车，可到我所办公地点“新益大厦”。如果通过上述方式仍然无法找到，客户可以随时电话咨询行车路线。图示如下：

经典案例

余崇地销售伪劣产品案

发布时间: 2013-06-24 15:35:02

余崇地销售伪劣产品案

【裁判要旨】

一、在审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案件中，伪劣产品既有已经销售，又有尚未销售的，应当根据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是否分别达到起刑点数额标准来认定既未遂，并根据重刑吸收轻刑原则选择量刑档次，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

二、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或标价没有参考价值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案例索引】

一审：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09)甬鄞刑初字第907号(2009年9月15日)。

二审：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甬刑二终字第318号(2009年11月9日)。

【案情】

公诉机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余崇地，男，1963年5月29日出生，浙江省临海市人。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8年底始，被告人余崇地与尚未归案、被称作福建小胡的人合伙贩卖假冒伪劣卷烟。2009年2月份以来，余崇地将假冒中华、红双喜等卷烟250条以共计人民币6000元的价格卖给宋仁明，将假冒芙蓉王卷烟100条以共计人民币800元的价格卖给蔡显林，将假冒红双喜卷烟100条以共计人民币2000元的价格卖给王光中。2009年3月14日，宁波市鄞州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从余崇地管理的分别位于鄞州区石碶雅渡新村35号15号车棚、江北区庄桥街道宁江铸造厂仓库、海曙区玫瑰园小区车库、海曙区宁兴小区车库、海曙区阳光城小区D-6车棚内共查获中华、红双喜等假冒伪劣卷烟21498条，价值共计人民币4612025元。

2009年3月14日下午，被告人余崇地在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藕池村被公安机关抓获。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余崇地的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予以判处。

余崇地辩称，卖给蔡显林的100条假冒芙蓉王卷烟的价格是800元。其辩护人提出，仓库中堆放的假烟价值应以已贩卖的假烟的价格来确定，余崇地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

【审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余崇地为了非法谋利，伙同他人销售伪劣卷烟，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余崇地的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了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应以处罚较重的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量刑。余崇地管理的部分伪劣卷烟尚未销售即被查获，是犯罪未遂，依法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关于余崇地与其辩护人提出的理由。经查，(1)虽然余崇地在侦查阶段曾供述以每条30元左右的价格卖给蔡显林芙蓉王假烟100条左右，共计3000元左右，但蔡显林证言证实，从余崇地处买进的芙蓉王假烟的价格是每条8元，共计800元。故本案应就低认定余崇地卖给蔡显林100条芙蓉王假烟的总价格是800元。余就此提出的理由可予采纳。(2)被查获的假烟货值金额应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虽然余崇地已将部分假烟卖给蔡显林等人，但因对不同买家出售假烟的价格差异巨大，不能视为库存假烟的标价，库存假烟的价格应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故辩护人提出未出售假烟的价值应以卖出的价格来确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3)辩护人还提出余崇地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余崇地多次供述自己保管五处车库内的假烟，参与联系买家并负责销售，且已把假烟贩卖给蔡显林、王光中、宋仁明等人，足以表明余崇地对库存假烟不仅有实际上的控制权，也有支配权，在共同犯罪中并非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辩护人要求认定从犯的理由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余崇地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三十五万元。

二、被告人余崇地违法所得88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涉案的21498条假冒伪劣卷烟及作案工具五菱牌小型客车，均予以没收。

被告人余崇地不服，以应认定其为从犯，库存假烟的价值应以已经销售的假烟价格计算，原判定罪错误等为理由，向宁波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余崇地为了非法谋利，伙同他人销售伪劣卷烟，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余崇地的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了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应择一重罪，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量刑。因余崇地涉案的部分伪劣卷烟尚未销售即被查获，有犯罪未遂情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余崇地就原判定罪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一、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销售金额并非犯罪成立要件

我国刑法对涉及财产或经济利益的犯罪，通常规定一定数额作为犯罪成立或犯罪既遂标准，学者一般将这类犯罪称之为数额犯。根据法定数额的功能不同，数额犯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结果数额犯，在这类犯罪中，法定数额犯罪结果的出现是判断犯罪成立的标志，例如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以“造成较大损失”为其成立要件;另一种是行为数额犯，在这类犯罪中，只要犯罪行为所指向的数额达到法定要求即成立犯罪，至于法定数额犯罪结果是否出现只是判断犯罪既未遂的标准，例如诈骗罪中的“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表述看，诸多学者认为，“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应属上述第一种情形，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结果数额犯，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须销售金额达到五万元以上才构成犯罪。但如果机械地以销售金额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不仅导致对刑法条文规定的生产伪劣产品罪毫无意义，而且对尚未销售的生产者仅因没有销售金额就不追究，与立法本意不符，也不利于打假工作的开展，将会使绝大多数的制假、贩假人员逃避法律追究。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伪劣产品解释》)对上述立法缺陷进行了弥补，重新将该罪归入到行为数额犯的范畴之中，将销售金额作为既未遂要件，而非成立要件来看待。《伪劣产品解释》明确规定，“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三倍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本案中，尽管销售金额仅为8800元，但是尚未销售的货值金额达461万余元，远远超过了15万元的数额要求，被告人余崇地的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

二、伪劣产品既有已经销售的，又有尚未销售的，应当根据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是否分别达到起刑点数额标准来认定既未遂，并根据重刑吸收轻刑原则选择量刑档次，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

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和《伪劣产品解释》的规定看，销售金额五万元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十五万元分别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既遂和未遂的起刑点标准。2008年6月25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简称《追诉标准(一)》)第十六条规定，“伪劣产品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三倍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十五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追诉标准(一)》虽然不是司法解释，但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依照刑法制定规范性文件，在实践中应予参照执行。从《追诉标准(一)》的规定看，增加的情形应属于未遂的标准。综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成立标准有三个：销售金额五万元、未销售货值金额十五万元(未遂)、已销售金额乘以三倍后与尚未销售的货值金额合计十五万元(未遂)。当伪劣产品既有已经销售，又有尚未销售的，且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均已达起刑点标准时，全案应认定既遂还是未遂、应如何选择量刑档次，目前实践中做法不一。有的仅以既遂金额来选择量刑档次，不再追究未遂的刑事责任;有的将既遂与未遂数额进行相加再选择量刑档次;有的将销售金额或者未销售货值金额进行折算后再累积计算，并以该金额作为选择量刑档次的依据。最高法院在关于对《伪劣产品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指出，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四个不同的量刑幅度，有四个不同的销售金额，司法部门可根据伪劣产品货值金额的具体情况适用不同的量刑幅度。2003年12月23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简称《烟草座谈会纪要》)又明确提出，“伪劣烟草制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十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二百万元以上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各量刑档次定罪处罚。”可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的量刑应以未销售货值金额对照既遂的四个不同的销售金额标准确定量刑档次。2010年3月2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烟草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或者均达到同一法定刑幅度的，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该规定虽然只是针对生产、销售伪劣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这一情形，但所确立的未遂量刑档次比照既遂确定、重刑吸收轻刑的量刑原则应可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所适用。

因此，当伪劣产品既有已经销售，又有尚未销售的，且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均已达起刑点数额标准时，在将既遂、未遂的数额情况表述清楚后，按照未遂比照既遂确定量刑档次、重刑吸收轻刑的原则，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具体如下：第一，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均达同一法定刑幅度的，由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一般应按既遂的销售金额确定量刑幅度，并处罚金刑时以销售金额为基数确定罚金数额;第二，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不同的法定刑幅度，前者处罚重于后者的，按既遂的销售金额确定量刑幅度，并处罚金刑时以销售金额为基数确定罚金数额;第三，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不同的法定刑幅度，后者处罚重于前者的，先按照未遂犯处罚原则确定从轻还是减轻，然后再比较二者的法定刑幅度，如果减轻后在同一法定刑幅度的，可在该量刑幅度内确定主刑刑期，并处罚金刑时比较已销售金额与除以三倍后的未销售货值金额的大小，以金额大者为基数确定罚金数额;如果减轻后未遂处罚的法定刑幅度仍重于既遂的，则按未遂的未销售货值金额确定量刑幅度，并处罚金时以除以三倍后的未销售货值金额为基础确定罚金数额。

本案中，被告人余崇地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未销售货值金额达461万余元，全案应认定犯罪未遂，并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个量刑档次即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档次，一、二审法院根据已销售量少、未遂等情节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二百三十五万元，是适当的。

尚须注意的是，2010年3月26日施行的《烟草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该规定吸收了2003年的《烟草座谈会纪要》的内容)的“伪劣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销售金额未达到五万元，但与未销售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与《追诉标准(一)》关于“伪劣产品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三倍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十五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的规定有冲突，但无论从法律效力还是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看，均应适用《烟草解释》规定的标准，即销售金额未达到五万元，但与未销售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且该定罪标准应可适用于生产、销售其他伪劣产品构成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三、伪劣产品没有标价或标价没有参考价值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根据《伪劣产品解释》第二条规定，“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联合发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本案中，虽然被告人余崇地已将部分假烟卖给他人，但对不同的买家，或以批发价出售，或以零售价出售，且二者价格差距巨大，可见其在销售方式上零售和批发兼有，所查获的库存假烟今后会以何种方式销售根据现有证据难以确定，因此零售价和批发价均不能作为库存假烟的参考价格，也不能视为库存假烟的标价。在此情况下，库存假烟的价格按照同类合格卷烟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更为合理。不过尚须指出的是，2010年3月26日施行的《烟草解释》规定，“查获的未销售的伪劣卷烟、雪茄烟，能够查清销售价格的，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计算。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有品牌的，按照该品牌卷烟、雪茄烟的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零售价格计算;无品牌的，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卷烟平均零售价格计算。”今后应按上述规定确定查获的未销售伪劣烟草专卖品的价格。

撰稿人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马晓

通讯编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郑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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